文学是怎样变成电影的：从小说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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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电影

——以张艺谋五部作品为例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新时代大量的现当代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随着“互联网+”的进程日益推进，电影相比文学传播更为广泛，改编现象也越来越频繁。《红高粱》《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归来》五部部作品均是由现当代小说改编而来，《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出道作品，《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导演前期由摄影转行导演的作品，《金陵十三钗》《归来》是导演2002年由艺术导演转为商业导演之后的作品，其改编风格与之前有些区别。

通过对张艺谋电影的文学改编研究，有助于了解文学作品影视化的特点，对研究总结改编经验有一定借鉴意义。学界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电影画面、叙事、艺术特征等方面，对其改编艺术研究较少，研究空间较大。张艺谋电影作为第五代电影的代表，其作品影响力较大，改编数量多，风格化明显，值得研究。选题通过对比分析张艺谋电影文学改编与文学作品本身叙事的不同之处，研究两种不同媒介的叙事异同，明确其改编的特点，可以为文学的影视化提供改编思路，由此进一步思考文学与影视媒介的关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本文以“张艺谋电影文学改编”和“第五代导演影视文学改编”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分别检索到了242篇和3427篇相关期刊论文，通过归纳、总结，得出关于文学作品改编的张艺谋电影艺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电影文学改编的艺术风格的研究

影片内容广泛，追求多变的艺术风格，彰显个体生命力，带有导演锐利的个人风格。电影的文学性强烈，极具人文情怀与历史关怀。改编属于“非常规改编”，即不完全忠实原著小说，在继承原著精神上进行改动。如马坤在《从小说到电影——张艺谋电影艺术论》中认为，张艺谋电影对艺术风格的极端化追求一直隐藏在所有的影片中，且带有锐利的个人意志，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此外，蔡贻象在《“张艺谋电影”对文学资源的创意性运用》中认为，文学改编使得时尚改编适应现代审美心态和品味，会获得一个崭新的角度和更加宽容的视野。

2.关于电影文学改编的叙事的研究

张艺谋电影在叙事策略上发生变异，特有叙事结构推动故事发展，适应银幕展现故事。如唐及超在《电影改编中的叙事转换》中认为，叙事主体和叙事视角重置，改变了不同层面和不同的讲述方法。

3.关于电影文学改编的局限研究

电影文学改编的局限主要存在于难以驾驭复杂的叙事结构、人物类型化等。如成燕在《从小说到电影——张艺谋电影改编特色论》中认为，叙事过程中，情节过渡僵硬，一些电影远离电影真正想要表达的主旨，对原著大刀阔斧改编，破坏原著的主题和精髓，刻画人性驾驭复杂叙事结构时有所缺陷。

以上是目前国内对于张艺谋电影文学改编的主要着力点，细观可以发现，很多研究内容基本一致，没有跳出研究的既定模式。

核心概念界定

电影改编：指运用电影思维，遵循电影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将他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再创作为电影剧作的艺术现象。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研究现有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系统的了解认识所选作品；其次，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比较归纳总结；最后，从张艺谋电影改编中探究文学改编问题。

文献法。从《红高粱》《活着》《妻妾成群》《金陵十三钗》《归来》的原著小说及其研究文献出发，了解其文学作品情况。同时观看其改编后的影视资料

比较法。文学同电影虽然同属于艺术学范畴下的学科，但是其特点、表达方法、研究方式各有不同。

归纳法。本选题选取了五部张艺谋导演改编的影视作品，这五部作品有各自的风格和特点，五部作品之间也同样具有共性，因此在比较中全面总结出其改编艺术的特点。

一、张艺谋电影与原著的比较

本文所选的五部作品均由现当代文学改编而来，为了适应电影的大银幕，剧本大多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改编，成为了具有张氏电影独特魅力的改编。通过对比，更能够理解电影对小说改编的目的，同时也能够更深层次的认识到小说独具的魅力。通过对比原著与小说主题意蕴的改编、叙事、人物形象的不同来具体分析五部风格各异的作品。

（一）主题改编

由于电影常常与小说所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不同，受众的文化水平、消费市场不同，所以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需要对主题进行改变。有些作品致力于将作品改编的更贴近受众的社会生活，让人们在观影的过程中能够拉近距离，如《活着》；有些作品的改编则是为了增强作品特色，宣扬理想道德，如《红高粱》《金陵十三钗》《归来》；有些作品的改编是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强化观众情绪，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总而言之，在原著改编成电影剧本的过程中，主题意蕴的改编是必不可少的。

《红高粱》改编自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比起原著来讲，张艺谋将舞台的背景由高密东北乡搬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上。同时，在原著中，“红高粱”这一意象也并未像电影中表现的如此重要，反而居于一个次要的位置。故事舞台的转变，使得电影同小说的主题也同样发生了改变。在电影中， “我爷爷，我奶奶”在战乱年代，血性且充满激情的生命，在雄浑的黄土地中，怒放出红高粱般的绚烂，他们的故事如同神话故事一样充满奇幻色彩。电影用绚烂的色彩，简洁明了的对白书写了一群血性男儿以及那个时代中人们生命带来的绚烂色彩。而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大量倒叙、插叙的手法，从两条线对故事进行叙述，第三人称视角以及第一人称视角的融合，同样是歌颂生命的绚烂，但小说更多的是将侧重点放在了歌颂在乱世中正义而有骨气的土匪们的事迹，整本书给人观感便是“热血沸腾”，给人酣畅淋漓的感觉。

《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虽然名为活着，故事的主角却纷纷死去，正因为死去如此简单，“活着”这件事就显得如此艰难，在乱世中活着更令人动容。小说中，最终活着的只有富贵和叫做富贵的老牛相依为命，将他一生的故事娓娓道来，小说中饱含苦难中的亲情、友情、爱情，这些共同组成了富贵的生活。哪怕幸运从未给富贵的家庭带来过好处，富贵和巧珍从没有抱怨命运不公，尽心尽力的经营着生活，在苦难中生活，在苦难中善良，在苦难中成长，在苦难中相信希望。然而在电影的改编过程中，似乎是为了照顾观影者情绪，有庆的抽血而死被改为墙体坍塌而死，苦根吃豆子噎死被改为苦根和富贵相依生活，这些善良人物相对较好的结局，让人们更能够接受。同时也表明了，电影不再如小说一般将主题着眼于“苦难”和“苦难中的活着”，而是给予了一个更充满希望的主题“在苦难中，充满希望的活着”。电影虽缺少小说中主题的深刻性，但是对于电影这一大众媒介本身的性质来说，浅显易懂、积极向上的主题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电影在表现时，延续《菊豆》的风格，通过大面积的色彩和意象化的人物形象和行动，将“点灯”变成这座江南小宅中女人权利的象征，将造型、意念发挥极致。这些改编大多脱离了小说本身，同小说不同的是，同样是揭露在封建社会中男权主义对女性的摧残，电影在表现深宅大院中的权利斗争的同时，对角色给予了很大程度的怜悯，将老爷、宠爱等形象化为点灯、锤脚等具体的视听语言符号，对颂莲的命运感到同情和怜惜。

《金陵十三钗》属于张艺谋导演由传统艺术电影导演向商业导演转型后的作品，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正如严歌苓所述：“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一半残酷一半美丽。”小说和电影一样，都以揭露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的罪行为主题。电影对情节、人物大量改编，使得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有一种把美好打碎给观众看的悲剧感。而小说在这一点上便表现得极为克制，更像是将一个故事娓娓道来。

《归来》作为张导成功转型为商业导演后的作品，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后段。这部电影相较与原著改编幅度较大，原著小说中主要着眼于陆焉识文革期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与在痛苦中挣扎的爱情。而电影更多的是将主题着眼于困难时期的爱情这一主题进行叙述，对人物、情节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动。

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一方面其通过画面和声音传递信息，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清楚一个故事。另一方面，由于观众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电影的主题也会受到限制。从整体而言这五部作品在情节均有删减，导演更倾向于在大众理解的角度，对小说原作的主题进行精简明确的处理。《红高粱》中导演将抗日战争的部分缩减到影片后半，《活着》中减少了主要人物死亡的悲惨命运，《大红灯笼高高挂》模糊化了时代背景，《金陵十三钗》中删减了军官不够光鲜的死亡以及与玉墨的爱情，《归来》则大量删减了陆焉识在劳改时期的经历。

主题改编令原本复杂的主题简单化，减少了观众理解的壁垒，让繁杂的小说线路整理为单线条故事，简化得以突出主题。

情节改编

文学作品是电影创作的基础，电影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电影将文学搬上大银幕，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改编过程中叙事占了很大部分，情节的改编将左右故事发展方向。

1.故事情节改编分析

对于电影和小说这两种不同的信息传递方式来说，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改编故事情节。两者均作为记录方式，但由于电影相比小说更给人真实感且篇幅也具有限制，所以如何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将原著重要情节涵盖在内，表现主题的同时讲好一个故事就成为了改编剧本的重要目标。

《活着》中电影将原本的故事原本的人物命运进行了改动（如下表）

命运/人物	富贵	家珍	凤霞	有庆	二喜	苦根
小说	活	死（软骨病）	死（生产）	死（献血）	死（工地事故）	死（吃豆子）
电影	活	活	死（生产）	死（墙体坍塌）	活	活

在电影《活着》改编过程中，编剧首先考虑到了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接受程度。作为小说的《活着》可以选择面向学历水平较高的受众进行故事安排，可以让结局更具有哲理性思考，成为相对小众的作品。而电影是通过“听+看”两者结合的方式讲述故事，对受众文化水平要求较低，所以相对的电影不需要太残酷的结局来引人思考，更需要给人有所希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观众更加喜爱团圆之美，太过残忍的结局会令大众无法接受影响观影，所以电影在改编时将家珍、二喜、苦根的结局都改为活着，而少年时为给春生夫人献血被活活抽干鲜血的有庆也改为了春生开车撞塌了小学的墙压死了在墙下的有庆。这样的情节改编，让这些鲜活人物的死更能接受，让余华那种血液中混着冰碴子般寒冷的《活着》多了一丝温暖。或许这样的改编缺少了原著的思想深度，但其改写更加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由于电影的拍摄手法更加接近人眼对世界的直观感受，电影的纪实性是其显著的独特个性，所以真实成为电影改编的重要要素。然而事实有时候比谎言更加残酷，《金陵十三钗》所描写的南京大屠杀是每个中国人心口的疤痕，随着时代变迁、贸易需要、文化交流的过程这道疤痕却变淡了，在如今似乎所有的对中国军人的骄傲都有所减退，对那个时代日军的暴行带来的痛苦也出现减退，变成空洞的口号一般。电影《金陵十三钗》诞生于此时，它最想做的就是提醒人们铭记历史。重要情节改编如下

事件	神父身份	军人来到教堂原因	学生命运	感情
小说	英格曼教父	寻求庇护所	两人被家长接走，剩下学生被妓女替换	赵玉墨与戴少校、法比
电影	假教父约翰	保护教堂	一人死亡，其余被妓女替换	赵玉墨与神父

首先，电影加入了假神父约翰这一形象。假神父并非凭空而来，他身上既有英格曼神父的使命感，又有着法比的世俗味，是多个人物集于一身的形象。他的出现是导演的有意安排，作为无关教堂的美国人，他不偏向中国也不偏向日本，中立的立场使得他的行动更加合理，无关战争，只在乎学生们的生死。电影同小说主题稍有偏差，小说表现的是在战争下被摧残的人和性。电影则简化了性与战争，将主题改为在战争中的自我救赎。一个见钱眼开的入殓师的加入，明确了导演的拍摄偏向，即不愿意一味描述战争的残酷，而是在一个封闭的教堂中发生的不同寻常的故事。

其次，在小说中最令人深刻的军人戴少校来到教堂是寻求保护的，而电影却改为：戴少校知道教堂里有学生，通过高超的枪法将敌军引至二层楼上与日本兵同归于尽。这一改动将原本那个闷声死在日本人枪下的帅气少校塑造成了一个勇于献身的英雄，且不说这一改动违背历史中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军人的无奈，过于高扬主旋律旗帜也让这部原本深沉的作品却少了一丝韵味。戴少校成了英雄，那群真正痛苦的女人们光芒却被这一改动暗淡了一些。

电影《红高粱》删减了原著小说大量的倒叙、插叙等叙述手法，只保留了颠轿、遭遇土匪、野合、酿酒、被打劫、剥皮等重要情节。同时删减了“奶奶”与其他男人的感情戏，以及“爷爷”和恋儿的戏份，目的是为了简化故事情节，树立两人的正面形象。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用红灯笼增强了视觉效果，使得老爷的宠爱变成了具体的红灯笼形象。丫鬟雁儿的死也有所不同，在原著中是由于颂莲发现了雁儿诅咒其的草纸，强迫雁儿吃下，最终病死；而在电影中则是颂莲发现雁儿私自点灯，被告发后罚跪，最终病死于医院。

《归来》改编自《陆犯焉识》后段，小说中的丹钰和电影中的丹丹都做了较大改动，小说中丹钰是一名大学教授却嫁给了刘亮，被刘亮分了陆家财产却无还手之力。而电影中丹丹的政治性消散了许多，成为被文革扭曲了对亲情看法的青年。

2.情节改编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小说在向电影改编时情节变化的原因。

首先，小说家与剧作家虽同样在用文字的方式编写故事，但在写作目的却有较大差异。小说家更加青睐在众多故事结局中找到一个“最可信结局”，这一结局必须更加符合实际、更加能令读者感到信服，也许会形成令读者无法接受的结局，却会是在那一情况下最可信的故事发展。剧作家更加青睐在众多故事中找到一个“最合理结局”，这一结局兴许经不起推敲，却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观众最想看到的结局，往往跌宕起伏容易给人戏剧感。

其次，从表现媒介上看，小说通过文字表述事件相对自由，而对于电影这种综合艺术来说，其表现是通过物体一瞬间的静止来记录事件的发展。所以对于《活着》这样的作品来说，它不再需要民歌采集人“我”作为第三人称叙述故事，而是改为第一人称直接描述故事，让故事不再需要疏离感增加故事真实性，通过影像的方式让故事呈现在观看者面前。

（三）人物形象改编

人物形象在故事中尤为重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窥见时代、身份、社会的不同。在小说向电影改编的过程中，人物形象不免出现改动。

通过改编，《活着》中的富贵从农民变成了城镇小居民，家珍不再是农村妇女而是送水工，龙二也不再是身份不明的外乡人而是皮影戏班主，春生也变成了一个对汽车有着独特热爱的年轻人，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这些改编，有的是为了丰富人物形象在银幕上的表现力，有的是为了增强故事可信度，还有的是为了给观众一个交代埋下的伏笔。

《归来》中故事前半陆焉识花花公子、一身傲气的读书人形象被老年深情的形象所替代，原本世俗的儿子和女儿被改为自私任性的独生女丹丹。这些重要角色的改动，一方面为了让观看者将注意力转移向陆焉识和冯婉喻的爱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淡化“文革”让影片实现政治正确。

《金陵十三钗》将英格曼神父改为了假神父约翰，与真神父英格曼相比，假神父约翰出现在教堂纯属巧合，他只是为谋求生路的过程中目睹了女学生们的惨状，内心无法平静，保护学生出于自己良心的谴责。从他站出来保护学生，再到接纳妓女们，到最后开车接学生们离开，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化为一个保护弱小的英雄，这种改编遵循制造好莱坞“英雄”的方式，让作为普通人的观众更易于接受。

《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将陈佐千的形象虚化，在整部电影中，陈佐千更像是一种代表压抑的符号，镜头从未拍摄到他的脸，他只有个边框在画面中。给观众一种压抑、恐怖的情绪。

《红高粱》将“我爷爷，我奶奶”和其他人的感情戏大幅度删减，只保留二人之间的感情片段，简化人物活动，人物形象也更明确，让故事情节易于理解。

这些人物形象与原作相比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在电影中，人物形象的改编主要是为了突出主题，将小说复杂的情节简化，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电影通过影像，让原本需要用读者想象来弥补的画面切实出现在银幕上，改变人物外在的变化，在有些电影中有丰富画面的效果，而在有些电影中则起到简化作用。电影在改编过程中，都会致力于将小说精神忠实的保留下来，由于电影时长有限，小说般充实丰满的人物形象不易表达，电影能够表现的是小说主角经历、思想、情感等。所以，在改编过程中，注重删减不必要的剧情，精简人物形象可以让观众更易接受故事。改编人物形象设定可以使人物更加符合时代发展，增加人物可信度，让人物对事件对看法、对事件走向选择更符合观众期待，突出主题。

通过电影在改编过程中与原作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些改编主要以简化原著小说复杂的设定，降低故事主题理解难度来进行的。这些改编优点在于，在简化修改的过程中让文学更加适合用图像展现出来，突出主题，让情节紧凑，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改编后的作品更加适合展现在银幕上，在对原作进行改编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点。

二、张艺谋电影改编艺术特点

张艺谋的电影极具其个人魅力，浓郁的色彩、坚强独立的女性人物形象、民俗文化的融合、人性的关怀如同他的个人名片，无时无刻不在张扬着特有的“张氏改编”风格。

与传统文化的紧密契合

当下小说改编的热潮正在高涨，小说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台本之一，在众多改编作品中，张艺谋的电影风格明显。其特点不仅体现在独特而别致的影像风格中，还有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以及对时尚元素的青睐。

在许多中国导演的心中传统文化如同刻在灵魂上的烙印一般展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张艺谋也是如此，无时无刻不与传统文化紧密连结。

《红高粱》中热烈如火的陕北民歌，《活着》中多姿多彩的皮影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三太太在墙下的京戏，《金陵十三钗》中柔美的江南小调，这些无时无刻体现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张艺谋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离不开传统民俗歌曲的加入。《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在广袤的高粱地里唱给九儿的陕北民歌，充满着生命粗狂和对九儿疯狂的爱恋，沙哑的声响显得无比自然。《活着》中哀婉的二胡声一响起，仿佛昭示着富贵一家的命运，每当二胡声进入观众的耳朵时，每个人都在为这浓浓的中国味消散哀伤。《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三姨太一身红衣，在如同坟墓中起舞的蝴蝶一般，一曲《花田错》灵动的眼神在那个如同死灰的院子里显得尤为可贵，“你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像是叮嘱，又像是绝唱，她的唱段唱着自己，又唱着颂莲的命运。《金陵十三钗》一曲苏州评弹《秦淮景》成为了令无数观众印象深刻的唱段，妓女们饱含深情的与学生道别“我有一段情呀，唱给诸公听”，她们穿着旗袍的样子那么美艳，联想到她们即将迎来的命运令人倍感辛酸。《归来》中温柔的《渔光曲》在陆焉识手中一次次弹响，却换不回爱人失去的记忆，“容颜改，岁月变，心中的温情永不减”，他们的爱情在这里被升华。

在张艺谋电影中经常出现的还有民间的传统艺术。《活着》中富贵从小说中普通的农民变成了一个皮影艺术者，当刺刀穿破帷幕时，富贵的命运就此改变。皮影戏的加入可谓是导演的匠心独运，这一安排让镜头前的画面丰富了起来，而皮影更重要的是带有其独特的“傀儡”寓意。在那个年代富贵、春生他们都如同傀儡一样，自己的命运被他人掌握着，他们没有机会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给他们的苦楚，就像被钢丝控制的皮影，没有自由。电影的最后，富贵将装皮影的箱子给馒头养了小鸡，象征着新生命的延续，他们不再是傀儡，而是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的人。

传统文化的渗透，让观众如同在迷茫的旅途中碰见了熟人一般，引起心灵上的共鸣，传统民俗歌曲一般都插入在影片重要的桥段，让情感有了爆发口。增强观众民族认同感，让人在观看的过程中，为这些走向没落的传统文化感到弥足珍贵。同时，传统文化的加入，使电影更具有艺术性，可看性大大提升。与小说相比，电影将小众的中国传统文化搬上了国际的大银幕，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

人性的关怀和特定的历史反思

张艺谋展露影坛的80年代是一个令人神往又令人怀念的年代，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70年代的困顿，他迫切地将目光投向了在时代中沉浮的鲜活个体身上，电影体现出一定的人性关怀和特定的历史反思的特点。

在张艺谋早期的作品当中，人性更多指的是生命的本能和欲望。在电影《红高粱》中，导演保留了小说原著以“我爷爷、我奶奶”口吻叙述的第三视角，增加了影片的传奇感，从而将故事中略有不合理的“我爷爷”可能是杀死李大头的凶手这一点进行淡化处理。在高粱地中“我爷爷”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响的是生命的绚烂，少了《黄土地》歌声中历史的苍凉。《大红灯笼高高挂》延续前作《菊豆》对传统的批判态度，颂莲从一个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形象嫁入陈府，慢慢的成为了封建文化的捍卫者。当她把丫鬟偷偷在房里点的灯扔出来时，那个从前善良温顺的女学生却喊着：“夫人永远是夫人，丫鬟永远是丫鬟！”成为了一个只会与人勾心斗角的夫人，从一个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成为了这套制度的一部分。在最后，颂莲见证了三姨太被杀，她变成了疯子，口中念叨着“你们杀人了”，可以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对历史的反思、封建制度对女子的迫害、人性的关怀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特定的历史反思令张艺谋的作品具有时代的厚重感。《红高粱》的故事后段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情节的表现为人物死亡的命运营造了英雄感，“我奶奶”的死成为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的无辜百姓，引起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慨和对普通人受到战争迫害的怜悯。《活着》将每个时间点以单独镜头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展现富贵一家人在各个时代中沉浮，主人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引人深思，反映了导演对时代的思考，对大时代中遭遇不幸者的怜悯，为影片带来了时代的厚重感。《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是五四新青年，却嫁入了迂腐的陈府，新青年最终没能战胜旧势力，变成了被封建礼教迫害的可怜人之一，颂莲发疯后陈府又迎来了五姨太，一切新鲜潮流似乎都改不了陈府的迂腐，五姨太的来到就像故事归到了原点，颂莲口中念叨的“杀人”成为了最后的控诉。《金陵十三钗》整个故事都发生在南京遭到日本人侵略的大环境下，英勇善战的军人，纯白无瑕的学生，善良勇敢的妓女像拼图一般组成了对抗敌人的中华民族的形象，对战争中总是遭到伤害的女性给予关怀。《归来》则发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年代，政治使得青年对亲情理解扭曲，成年人的爱情如宝石般珍贵，政治至上的年代，让真情流露变得困难。一切尘埃落定时，这份珍贵的爱情却因婉瑜的失忆前路艰辛，最终陆焉识只能陪着失忆的婉瑜一遍又一遍的去车站接她即将归来的丈夫。

在张艺谋展露影坛的80年代，经过60年代的动荡、70年代的困顿，他急需一个发泄口表达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关怀，所以他将目光投向了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诞生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导演用影像表达着对每个时代的反思，对这些在时代中沉浮的小人物给予了关怀与同情，对他们的遭遇与时代相联系进行思考。

独特的女性视角

在张艺谋作品中能明显看出他艺术的天平倾向女性，他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母亲对他的影响，令他的作品中带有独特的女性视角。

纵观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是面容姣好，性格独立、坚韧、有主见，在男权社会中通过不断的反抗争取自己的权益。她们每个人都有着一股“冲”劲，她们对现实生活不满拼命反抗，却无一摆脱悲剧的命运。《红高粱》中的九儿虽为女儿身，却在烧酒作坊面临困境时勇敢站出来，在国家危难之际鼓励丈夫、孩子勇敢抗日。《活着》中的家珍虽然恨着害死儿子的春生，却在春生想要寻死时鼓励他活下去，善良且坚韧。《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虽是年轻的四太太，在受到下人欺负时从不退让。《归来》中的冯婉喻一个人撑起整个家庭，哪怕再痛苦也从未忘记爱着陆焉识。还有《金陵十三钗》中的玉墨，虽然地位低下，当学生们遇到困难时却勇敢的挺身而出。

这些女性形象性格鲜明，她们的精神值得赞扬，但是时代、环境的变换和她们自身的努力争取并没有改变她们的悲剧结局，结局也没能给观众一丝安慰。这些女性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她们勇敢、善良且坚韧，她们都是在大时代中沉浮的小个体，是黑暗岁月中的一束光，打在观众心上。导演对女性的偏爱，构成了其电影中女性身上独有的韧劲，是其电影中“力与美”的独特表达。

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在艺术上达到极致，他拥有色彩丰富的画面，对每一个场景精心的布局，深厚的摄影功底。在他的作品中画面总是一如既往的精美，每个镜头都行云流水。与传统文化的契合，让他的作品独具特色，增强了电影的审美趣味。女性视角，人文关怀和对历史的反思，又让其作品增添了深度和批判的意味，是当之无愧的优秀电影改编作品。

三、由张艺谋电影的改编引起的思考

电影对文学改编的过程如换一个时代的“当下重读”，其中必然存在不同时代的烙印。所以在改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尊重文学作品的审美趣味和现实意义，更需要在潮流中遵循当下时代的审美价值观。电影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终归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限制了电影的发展，而电影也会损害文学的艺术性。所以改编的过程中势必出现问题，重要的是能够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理性看待文学影视化改编问题

从电影诞生之初，许多电影人就热衷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剧本拍成电影，从张艺谋到陈凯歌，从谢晋到吴贻弓，他们都曾凭借自己的改编作品受到一致好评。自1987年，张艺谋电影《红高粱》问世后，导演一直沿用文学改编的方式，创造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近年来张艺谋电影改编却陷入了困境。

首先，过度注重形式主义之美令作品失去了该有的文化内涵。极致的影像风格、浓郁的色彩、印象深刻的民俗风格，这些都如同张艺谋的名片一般出现在画面之中。《金陵十三钗》中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人墙一个个倒塌，赚足了观众眼泪的同时却无法掩盖改编造成的空洞感，爆炸的城池、奋勇当前的英雄、教堂美丽的彩色玻璃，这些给了观众视觉上的享受，这些镜头并无实际意义，仅仅为了美丽的形式而存在。没有原著中凸显边缘人物在面临国破家亡时的无奈、愤怒、对命运和时代的反思，似乎所有人都一下成为了盖世英雄，自愿献身，除了华丽的场面，但却没能在剧本上下足功夫，整场电影成为视听盛宴缺少了原著的深沉。过分的注重形式美，让张导失去了讲一个“好故事”的能力，剧本成为故事片的次要品，画面成为了电影的中心。

其次，人物形象类型化使张艺谋电影难以突破自我。在情节和故事结构上，大多采用单线叙事，从头至尾只讲述一个故事。在人物形象上出现标签化和趋同化，人物形象的类型化比较突出，如其作品中女性大多充满个性。所以在其后期作品时，虽然有丰富的想象和精良的设计加分，但作为核心的故事却得不到该有的重视。

最后，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编剧没有决策权。电影进入我国初期，在从业人员中文学顾问这一职位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大多是饱读诗书的文学大家，而如今这一职位的消失令许多剧本缺乏文学性，剧情三观离奇不知要将观众引向何方。在张艺谋电影中，由于形式化风格明显，编剧不得不将剧情放在第二位考虑。

张艺谋的电影改编，使我们意识到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会对原著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社会生活和人生阅历的浓缩，具有很强的个人性，读者通过文字实现与作家的深层次交流，字里行间的体会由读者决定。电影损害了这种主动性，观众成为被动接受的个体，主观意识被消磨，没有深层次的感受，长此以往电影变成了纯粹的娱乐。小说的最高要求是艺术价值，电影则追求商业价值，所以电影会高度迎合观众期待。编剧改编的过程中需要理解作品的核心思想和故事精髓，完全按照小说影视化改编方式进行创作，一定会和原作小说有差距。演员拿到剧本后在演绎角色时会加入自己的理解，造成作品的三度创作。电影虽然将故事的核心浓缩，缺少了细节，变成了改编的遗憾。张艺谋电影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原著小说的损害。《红高粱》几乎打破了原有忠于小说的改编规则，原作的多重主题只剩下爱情和生命主题，人物形象简化，使原本复杂的小说人物形象变得扁平化。对原作小说改编时敬意不足，不以小说为中心，优秀的文学作品变成了炫技的养料，缺少了优秀的故事，华丽的画面便成了多余的空壳。由此可见，张艺谋的电影需要编剧细细考量原著，尊重原著的精神和主题，改编才能得到成功。

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会限制文学想象空间。小说对白经过加工追求文字的美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想象深入理解。电影中编剧将所有的想象空间弥补，直接了当的呈现在画面上，使想象空间缺乏延展性。如看过《活着》，葛优的形象就变成福贵的代名词；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便成为人们心中的颂莲。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电影对小说想象空间的限制不可避免。让故事舞台与角色形象更加贴合原作才能达到与原著环境一致的效果，在张艺谋电影中，对原著舞台大刀阔斧的改动容易与读者的想象不符，达不到读者预期，电影风评受损。如《红高粱》中，小说原来的背景是在高密东北乡，而电影则改为了黄土高原，这一改变并没有实际意义，同时还限制了观众对故事背景的想象。

电影对文学创作造成了负面影响。电影为文学传播提供广阔舞台，一些急功近利的作家看到其中的商机，对电影情节进行模仿套用，令文学创作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现象。作品票房成为衡量文学质量的标准，更有许多作家刻意迎合影视，让情节支配角色，缺少文学的灵魂。作为作家，更应该理性看待文学影视化。文学要追求艺术价值，抒发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悟，而不能沦为影视的附庸。

所以，在电影对文学的改编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电影这一媒介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能保留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性，应是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

电影改编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尽管，电影改编对文学原作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为文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进一步发挥了推动文学发展的作用，使文学得到了更好的传播，从而影响了文学产业链的发展，同时，文学的市场化也充分拓展了作家的创作空间，为文学的传播与繁荣创造了更宽阔的平台。

电影赋予文学新的生命，使文学得到更好的传播。在电影没有出现之前，文学传播速度较慢，电影的出现，给了文学新的发展，有了电影的参与，每个人都是文学的参与者。电影的传播快范围广，文学走上了传媒这条高速发展的捷径，给了它融入大众文化的机会，也让电影与文学发展道路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性。电影与文学在审美功能上各有长处，两者可以互补，让文学经历一个由虚到实的效果。文学不再是单一的审美媒介，电影用声光效果弥补了它。读了原著的观众对电影有所期待，电影只要保证不低于观众对期望，电影和文学便能达到双丰收。如《指环王》电影系列的出现，让托尔金的小说大卖成为欧洲销量仅次于《圣经》的小说，引起了人们的阅读狂潮。《欢乐颂》电影的热播，令阿耐的小说名声大噪，各个读书应用上总能看到《欢乐颂》位居榜首。

电影令视觉审美空间得到扩大，影响文学产业发展，文学市场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保障。电影对观众文化水平要求较低，审美体验来的快，还能同时给人视觉、听觉上的享受，优于文字表达。文学在出版时不只需要考虑图书市场的需求，还需要考虑影视市场需求。电影在宣传和公映后，图书的销量都会增长，让制片方、出版方、作家共同获利。有名气的作家，经过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改编，作品大卖，怀才不遇的作家，写的作品希望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综上所述，文学的影视化确实为文学发展创造了新的道路，对中国电影发展、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作用。市场化也能够推动文学市场的繁荣，也为电影带来新的故事。文学影视化有利有弊，它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未来还具有不可知性。文学影视化损害了文学的想象空间，过度的娱乐化让文学失去深度性。同时，文学影视化为文学带来市场化，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让作家创作有了保障。只有实现文学与电影的良好互动与融入，才能促进电影与文学的良性发展。

结语

文学和电影既有共通性又有差异性，两者互相交融贯通，电影为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段，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故事，二者相辅相成。张艺谋钟情于文学改编，他认识到文学对电影的重要性，对文学的信赖使得其作品即达到了艺术上的精美，有饱含文学作品的深度。他对工作严谨认真的态度，秉承工匠精神打造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

本论文从张艺谋电影与小说原著出发，通过对比发现两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异同。从张艺谋的电影改编中，作品对历史与人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观照和反思，对具有“力与美”的女性形象颇为青睐，在作品中也融入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这些都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也引起了我们对文学影视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一方面，张艺谋电影为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给予了文学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其改编的影视作品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还原原著小说的灵魂。毕竟，文学的影视化道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其实，无论与何种艺术形式结合，文学都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健康发展。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论文更偏向从文学角度看待张艺谋电影，对作品的艺术性分析不够透彻，缺乏对电影艺术的综合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作品影视化是一条新道路，希望新一代电影人能汲取前辈作品精华，为影视作品的改编提供更多的思路，促进电影与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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